2012年6月4日 星期一

德意志帝国灭亡的原因(卢麒元)


大国崛起,更像是狮王争霸战 ,充满了阴谋和血腥。近现代历史上,出现过若干次大国崛起的尝试,大多数以失败告终。其中,最惨烈的莫过于德意志帝国。当代的中国与当年的德意志帝国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汲取德国人的历史教训是非常必要的。

  一、德意志德国的概况。

  德意志帝国(德语:Deutsches Kaiserreich通常是指从1871118日普鲁士王国统一日耳曼地区到1918年霍亨索伦王朝末任皇帝威廉二世退位为止的德国。德意志帝国有时也被称为德意志第二帝国,因为将神圣罗马帝国视为第一个帝国,其正式国号为“德意志帝国”(Deutsches Reich),也是后来魏玛共和国和纳粹德国的正式国名。1933-1945年由希特勒领导的大德意志帝国(纳粹德国或被称作第三帝国Drittes Reich),以及大德意志帝国(Gro?deutsches Reich)。恕笔者唐突,笔者将欧盟称之为德意志第四帝国。

  普鲁士在首相奥托·冯·俾斯麦的领导下,先后在普丹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获胜,完成统一德意志的大业。1871118日,国王威廉一世在巴黎凡尔赛宫镜厅正式登基为皇帝,德意志帝国建立。这就是史学家称之为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新帝国。18714月,俾斯麦颁布了帝国宪法。此部宪法是在普鲁士宪法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加入了有关帝国的新内容。它明确规定德意志帝国是联邦制国家,由22个邦、3个利伯维尔和2个直辖区组成。各邦把军事、外交、海关立法、银行立法、间接税、刑法等权力交给帝国政府,只保留教育、卫生和地方行政等权力,同时保留自己的君主政府和议会。帝国宪法规定普鲁士王国的国王就是德国的皇帝,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能任免帝国各级官吏。至此,结论非常明确,貌似君主立宪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实际上仍然是一个封建帝国。笔者认为,仅仅是因为俾斯麦卓越的个人能力,而使得德意志第二帝国有一点儿像君主立宪国家。随着俾斯麦退出历史舞台,威廉二世就将德意志帝国彻底变回到了封建帝国,其灭亡的命运几乎是注定的。

  德意志帝国从建立的那一天起,就存在先天不足。笔者认为,政治制度上的腐朽没落是德意志帝国灭亡的根本原因。显而易见,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制度无法包容不同阶级的利益。封建专制使得德意志帝国制度成为事实上的容克地主的血统世袭制度,德意志帝国的统治阶级变得极端狭隘和极端弱智。他们疯狂地追逐经济增长和军力扩张,盲目鼓动所谓的爱国激情,将德意志第二帝国导入了灭亡的历史宿命。

  二、德意志帝国的灭亡。

  中国人不太熟悉近一百年前的德国。简单一点儿说,那时的德国很像今天的中国。德意志帝国建国之后,经济得到了持续快速的增长。德国在1905年成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国,钢产量突破1000万吨,军队装备水平达到了一流强国的水平。到1913年,德国占世界贸易的百分比达到13.1%,仅次于英国的13.9%,超过了美国的12.9%,全世界到处都可以看到德国制造的商品。全世界都认为,只要假以时日,德意志帝国必将成为全世界最强大的帝国。然而,历史跟德国人开了一个玩笑。到了1918年,德意志帝国竟然灭亡了。

  德意志帝国灭亡的过程值得中国人高度警觉。不经意的地方,往往是最危险的地方。就在萨拉热窝,这个并不重要的节点,德意志敏感的神经被刺痛了,脆弱的国际均衡被突然打破了。德意志帝国陷入了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历史地看,德意志帝国是陷入了一场预设的阴谋当中。德意志帝国惨遭老牌帝国的集体围猎。最后,德意志帝国终于没有能够实现大国崛起的梦想。

  1914628日,奥匈皇太子在萨拉热窝被暗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列强间的利益冲突(德奥的同盟、英德和德法的对立、俄罗斯帝国对巴尔干的政策等)使得德国卷入了战争。德意志帝国选择站在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一边,与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法兰西共和国、俄罗斯帝国、意大利王国(1915年参战)对抗。战争蔓延到全欧洲,德意志帝国的海外殖民地也遭到波及(包括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 1914年西线德军的攻势在马恩(巴黎北方)停滞,此后西线双方形成堑壕战,僵持状态直到1918年春季。在东线,虽然占领大片土地,但没对俄军取得决定性胜利。在北海,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的海军封锁使得德意志帝国开始发生原料和食物短缺。1917年,基于德意志帝国的无差别潜艇战略,间接令美国参战,使得战争情势开始转向。 191711月,俄国爆发十月革命。191833日,俄国与德意志帝国签订布雷斯特和约,退出战争。芬兰和乌克兰取得独立,德意志帝国得到大片土地。 1918年春夏,德军在西线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攻势,巴黎再次危急。但德军最后仍然无法取得胜利。191810月底11初,德意志帝国境内许多城市发生叛变(起义)。局势急转直下。在各方压力之下,威廉二世被迫逊位流亡海外。帝制终结。119日,社会民主党魁菲利普·夏德曼宣布成立共和国。1111日,停战和约签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战争的结果是最具说服力的。德意志帝国的主要对手(美国和英国)成为战争最大的受益者。美国和英国的盟友(法国、俄国等)遭到了重创。而德意志帝国的盟友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解体了。最为不可思议的是,俄国以苏联的方式复活了,迅速成长成为新型的红色帝国,并最终成为德意志第三帝国的掘墓者。更令人感叹的是,美国竟然实现了德意志帝国的全部理想1945年,美国会同前苏联裂解了德国,并死死压制德国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德意志第二帝国终于灭亡了。威廉二世仓皇出逃,并客死他乡。历史总是让人唏嘘不已。

  三、德意志帝国灭亡的原因。

  谈到德意志帝国灭亡的原因,我们可以分成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表面的原因,另一个层次是深层的原因。

  表面上看,威廉二世犯了两个致命错误。第一个错误,是他忽略了德意志帝国内部日益严峻的阶级矛盾。其实,威廉二世对社会主义者是抱有同情心的。但是,他却是一个执行力极差的管理者。他对民众福利的实际关照程度,甚至还不及极端右翼的俾斯麦。口惠而实不至,使威廉二世最后失去了民心。威廉二世不能缓解日益严峻的阶级矛盾。阶级矛盾激化就成为灭亡德意志帝国的直接原因。第二个错误,是他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的任性随意。威廉二世存在严重的性格缺陷,自卑而自负,甚至到了刚愎自用的程度。他轻易抛弃了俾斯麦远交近攻的方略。在德国政治经济都处于重要转型期间,既不去夯实战略盟友,也不敢严惩宵小挑衅,成天搞华而不实的外交噱头。在萨拉热窝事件爆发后,优柔寡断,不能迅速消弭事件于源头,任由事件发展到世界大战的程度。可怜的威廉二世,哪里有打世界大战的本钱,内无民心,外无战略纵深,盟友纷纷倒戈,想不灭亡,实在是难啊!

  从更深的层面去看,德意志帝国的灭亡是政治制度严重落后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现代政治文明是多方政治势力均衡博弈的结果。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是国王与贵族以及新生的资产阶级均衡博弈的结果。在德意志帝国,没有出现多方政治势力均衡博弈的情况。本质上,德意志帝国是容克地主(德语:Junker)专制制度的工业化版本。容克地主是指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德意志东部地区的贵族地主。在德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容克地主长期垄断军政要职。在十九世纪,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容克地主逐渐开始从事资本主义经营,在德国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他们一方面农商并举,大量加入工业和银行业,同时又改变农业经营形式,由收租的地主变成农业企业家。同时,资产阶级则力图挤入贵族行列。最终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日益融合。在容克地主控制下的君主立宪制度,是一个仅仅具有形式意义的山寨版的代议制度,根本无法适应高速发展的德意志经济。容克地主专制制度,必然会走上对内压迫和对外扩张的邪恶道路。内外矛盾激化,是必然的结局,灭亡是注定了的事情。

  四、大英帝国和德意志帝国君主立宪制度的差异。

  讨论德意志帝国的灭亡,不能不讨论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制度。这是问题的关键。讨论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制度,就必须将之与大英帝国的政治制度做比较分析。

  英国的君主立宪制与德意志帝国的君主立宪制的差异:

  1、国家元首的地位不同:英国的元首国王,只是虚位元首,处于“统而不治”的地位,并不掌握实权。而德意志帝国的元首是皇帝,集行政、立法、司法、军事等大权于一身,拥有实权。

  2、议会的地位不同:英国议会的权力高于国王,是国家政治活动的中心,限制王权,监督内阁,首相及其内阁须向议会负责;而德意志帝国议会由皇帝主宰,仅有立法权,且任何法案必须经皇帝批准才能生效,对政府没有监督权,宰相只对皇帝负责而不对议会负责。

  3、政府首脑的产生方式和地位不同:英国政府首脑是首相,由下院多数党领袖担任,其权力很大,握有行政权,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最高决策者和领导者;德意志帝国政府首脑虽是宰相,但由皇帝任命,对皇帝负责。

  总之,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是较完善的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而德意志帝国的君主立宪制实质上是一种不彻底的、不完善的代议制。

  笔者认为,德意志帝国本质上仍然是君主制,而并非君主立宪制度。作为君主制,德意志帝国无法解决极权专治带来的弊端。极权专治最大的弊端在于没有包容性和弹性,它几乎必然走向极端。尽管德国有世界上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尽管德国有世界上最优秀的产业工人,尽管德国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士兵,然而,在愚昧的君主制下,利益集团的贪婪和愚蠢是无法阻止的,除了灭亡,别无选择。德意志帝国的灭亡是十分惨痛的。德国人的教训对正在崛起的中国人而言,实在是弥足珍贵了。

  认识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制度对中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德意志帝国时期,国民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意志帝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大英帝国。德意志帝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和今天的中国极其相似)。但是,德意志帝国的政治却令人感到困惑。专制之下的德意志帝国,没有机会像英国人那样检讨内政外交的机会,德意志帝国被既得利益集团(容克地主势力)绑架了,德意志帝国的决策者彻底失去了思考和反省的能力。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则具有足够的制度和政策的弹性,英国的统治阶层能够做出适时和必要的改变。英国没有爆发内部革命。英国能够控制它想要的战争。中国应当如何缓解阶级矛盾呢?中国能否控制周边的可能发生的战争呢?历史会简单地轮回吗?

  五、中德问题的相似性。

  笔者很惊讶,今日中国的问题与当年的德意志帝国的问题何其相似!今天,中国在获得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深刻的阶级矛盾和复杂的国际冲突。中国的政治制度严重落后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当年威廉二世面临的问题统统成为今天中国执政党面临的严峻考验。

  令笔者不寒而栗的是,今天的中国似乎存在一个类似德意志容克地主的特殊阶层。中国的行政精英、中国的商业精英、中国的知识精英等精英阶层具有惊人的同源性和同构型,他们几乎统统是旧官僚阶层的体制内衍生物。所以,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垄断现象更甚于德意志帝国。在荣克地主式的高度垄断之下,会出现不同阶级的均衡博弈吗?当然不会!是的。他们无意于解决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阶级矛盾。他们坚决拒绝针对资产持有和资本利得课税。他们任由利益集团透过行政特权和金融特权牟取暴利。是的。他们在国际政治中玩弄卑劣的机会主义。他们无视国际政治格局的巨变,苟且维持已然残破不堪的旧格局。他们对于个人名利的关注远远超过了对国家利益的坚守。颇为讽刺的是,一些体制内的人,在国民福利问题上一毛不拔,却竟然高调呼吁(忽悠)政改,这种容克地主式的虚伪颇有威廉二世遗风。玩斗地主的游戏,总要三个人吧?那两个人在哪里呢?谁和谁进行均衡博弈哎!

  更令笔者震撼的是,中国竟然出现了容克地主式的所谓理论。很少有中国人能够深刻解析统统代表理论。这个理论,系统颠覆了政党政治的逻辑基础。试想,统统代表了,政党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当然不需要了!这意味着,这个理论是一个没有君王的君王论。在政党政治的形式掩盖下,中国容克们从共和体制直接倒退到没有君主的君主体制(封建帝制)。请注意,不是大英帝国的君主立宪,而是类似于德意志帝国的所谓君主立宪体制。是的,只有这样一个没有君王的君王体制,才可以使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最大化。老实说,中国人玩小聪明比德国人要厉害得多。德意志的容克地主是不敢玩理论游戏的,因为德意志帝国有着全世界最优秀的思想家。但是,中国人就敢玩这种卑劣的游戏,因为中国的思想家被系统地灭绝了。至少,他们的声音被仔细地隔绝了。

  今天的中国与当年的德意志帝国有着诸多的相似性。但是,唯有一点是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德意志帝国曾经诞生了一批灿如星河的伟大思想家。因为有这样一批优秀的思想家,德意志民族的香火得以延续。德国没有像奥匈帝国或奥斯曼帝国那样土崩瓦解,德国像一只不死鸟,可以在涅盘后重生。因为,这个民族最优秀的思想家没有被灭绝,这个民族的灵魂还在。所以,一旦赋予机会,这个民族马上就可以卷土重来的。然而,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已经很难找到本民族优秀的思想家了(很像那两个消失的帝国)。由此,可以感受一下中国容克地主的可怕了。中国的容克们将希特勒的种族灭绝变成了残忍的思想灭绝。希特勒都不会去伤害艾哈德这样的思想家,中国人却没有什么是不会的。这话似乎有些粗鲁:一个大国怎么能靠屁股崛起呢?

  六、德意志帝国的悖论。

  历史的发展很吊诡。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反法西斯同盟集团(尤其是苏联)为了从根源上铲除德国军国主义,进行了大规模的经济及社会改革,将容克地主的土地或收归国有,或分配给小农耕种,容克阶层自此消亡了。这或许是占领者为德国做的最有意义的事情。在德意志帝国灭亡七十余年后,德国终于再一次实现了统一。重新统一的德国,已经没有容克地主阶级了。德国可以建立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文明了。笔者认为,当今世界上最佳的政治经济制度就是当今德国的。

  统一的德国重新获得了自信。他们的目光超越了历史,也超越了德国边界。德国政治家开始重组欧洲政治经济版图了。他们建立了欧盟和欧元。请原谅笔者对历史的感性解读,笔者将欧盟称之为德意志第四帝国。在笔者看来,从科尔到默克尔,这依然是从俾斯麦到希特勒的德意志精神的延续。德国人没有放弃大国崛起的梦想。这一次,他们真的回来了。

  德国人是令人钦佩的。他们依旧拥有哲学上的高度。他们在完成对历史的否定之后,也完成了对历史的超越,他们再一次占到了历史的前沿。欧盟似乎是德意志帝国的一个悖论。

  解析德意志帝国灭亡的教训,结论非常简单。必须以和平的方式,结束容克地主的专制统治,建立具有足够弹性的政治制度;必须通过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安排,缓解阶级对立和解决阶级矛盾,实现经济可持续的快速增长;必须构建强大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同盟,实现对主要竞争对手的孤立和分化,敢于在适当的时机对主要对手进行毁灭性打击。这个结论其实了无新意。当年,大英帝国就是这样做的;后来,美国也是这样做的;现在,欧盟(德意志第四帝国)也正在这样做。笔者希望,中国人也能够有这样的觉悟和自觉。当然了,前提是放生本民族优秀的思想家。请相信,他们会在高处点燃火炬,照亮我们国家前进的方向。

  注:本文发表于香港《信报财经月刊》第418卷。

2012年6月1日 星期五

人口就是命运

19 世纪法国社会学家和数学家孔德有一句名言:“人口就是命运。”只要观察一下世界史就会发现,大国的兴衰和人口的变化息息相关。
美国用了 200 多年的时间,从一个蛮荒之地崛起为当今的世界超级大国,最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它的人口增长了 50 多倍

当美国刚刚独立时,拿破仑正威震欧洲。自拿破仑以后,基本上没有独立地打赢过一场主要的战争,也不像美国有着超强的影响力。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过去 200 年中,法国的人口只增加了两倍。如果美国的人口也仅仅增长这么多,今天的美国就只不过是另一个加拿大,在国际上根本没有说话的份儿。
法国在现代欧洲争夺霸权,每每败在德国手下,原因之一还是人口。19世纪初,法德两国的人口比率是1110。到19世纪末,则变成了 1015

20 世纪 60 年代到 80 年代,日本的经济增长超过所有西方国家,1968 年成为世界第二自由经济体,1986 年国民人均所得超过美国。原因之一是日本的人口年龄比西方国家的年轻。但是,1990 年日本经济迅速衰落,至今依然一蹶不振,一大原因就是其人口迅速老化。中国近 1/4 世纪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也和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成效、开始享受人口红利密切相关。

人之轻重:东西欧的历史分水岭


从西方的经验中,我们至少可以知道“人重物轻”的优势是如何形成的,这会为解决中国的问题提供有益的启发。 先说“人重”。如今欧洲史学家们的一个主流意见是,东西欧从中世纪起分途为落后地区和先进地区,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人之轻重14 世纪中期黑死病打击了整个欧洲,欧洲人口至少减半,土地荒芜,经济凋零。这对中世纪的封建秩序构成了严重的挑战。在黑死病之前,人口膨胀导致人力贬值,土地紧缺,粮价上涨。拥有土地的封建领主在经济上自然强势。但是,人口减半以后局面就不一样了。大量的荒地,使农民和农奴不再需要依附于封建领主,可以找块地方自立。劳工因为稀缺,其价格比黑死病前高出 3 倍,靠卖力气吃饭的人意识到自己的价格在看涨,岂愿屈就于人?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封建的人身控制越来越难。

面临这样的挑战,东西欧的封建势力有两种回应方式,并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后果。在东欧,国王的中央权力几乎不存在,地方的贵族势力掌控一切。他们利用自己对政治权力的垄断,面对减少的人口,强化封建人身控制把农奴拴在自己的土地上,不准他们利用新的经济现实讨价还价。西欧特别是英格兰,情况则复杂得多。在这里,国王和贵族一直处于竞争状态,谁也无法垄断政治权力。封建领主和农民发生冲突时,农民便跑到国王法庭上进行诉讼,国王也经常站在农民一边。同时,英格兰基层社会丰富的自治传统对小民百姓多有庇护。比如,即使是农奴在与封建领主发生纠纷并在封建领主法庭受审时,也可以受到初期陪审制度的保护。农奴如果找出几个同伴为自己无罪作证,封建领主经常告不倒他。所以,尽管英格兰的封建领主们面对危机也希望使用政治权力加强对农奴的控制,可惜农奴和农民在社会中有种种制度资源可利用,在关键时刻坚决反抗,往往使领主无法得手。最后,大家只好回到市场规则上来。比如封建领主降低地租,特别是通过固定的低租把土地使用权永久转让给农民,以吸引人力资源维持自己庄园的生产。要知道,黑死病导致了人贵地贱,粮食也便宜,封建领主只要能从佃户那里收一点租,就不在乎转让大片土地的使用权,这样总比放任土地荒芜要好得多。但是,当日后经济恢复、人口数量反弹、粮价大涨、土地变贵时,低价转让给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则无法收回。黑死病后定下的低地租是永久性的,在通货膨胀中其实际价值降到微不足道的地步。这就使拥有这种使用权的农民大发其财,发展成为了大佃户阶层。



也恰恰是这样的制度安排,使东西欧发展出完全不同的经济模式。东欧的封建经济得到了强化,封建领主用政治权力强迫农奴在庄园里为自己生产粮食。当封建领主希望享受奢侈品时,就把这些粮食运往西欧的先进地区进行交易,用其所得购买自己所需。这样,东欧的“比较优势”就是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这种成本不过是维持农奴生命的基本费用,和养牲口的饲料等成本大体相同。西欧特别是英格兰则完全不同。人口的增长刺激了粮价的飙升,土地经营的一点点改进和产量的微增都会获得可观的市场回报。同时,佃户是按照黑死病之后定下永久的、已经变得微不足道的租率缴纳地租的,佃户几乎可以把土地增值的利润全部独吞。这就更加刺激他们寻求技术革命了。另外,人口的增加固然压低了工资,但是封建控制的松弛使大量过剩人口转向了手工业。因为城市手工业的利润率更高,这也算是一种产业升级,使经济变得更加多元化。比如,人口最密集、城市化最高的荷兰地区,在1718世纪时工资是最高的。英国到了18世纪紧随其后。总之,西欧和英格兰更依赖市场、依赖劳动生产率来提高收入水平。相对而言,这一地区的劳动者免于东欧式的封建压迫,权利比较有保障,工资价格也比较高。更何况,后来西欧大量人口移民新大陆,不仅开发了新资源,也减缓了人口压力。
由此可见,大国崛起首先是人的崛起。就像亚当.斯密所说,如果一国的大部分人口贫困不堪,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强盛。他还特别针对当时中国的状况指出,中国之所以陷入长期停滞,一是缺乏自由贸易,二是权贵获得了太多的保护,普通百姓则完全没有受到保护。这样的国家是没有前途的。想想亚当.斯密的分析,想想他所预言的历史,今天的中国,难道真会靠“保护富人”而成为大国吗? 中国要真正成为大国,就首先要做到“人重”,即捍卫人的价值,保护人的基本经济利益。“低薪陷阱”必然带来“低技术陷阱”。所谓“衬衫经济学”,和当年东欧的封建领主靠农奴的低劳动力成本而获得贸易的“比较优势”其实非常类似,最后只能靠给先进地区供应廉价低端的产品度日,根本不可能成为大国。所以,提高中国劳动力的价格,应该是当今改革的首要任务之一

那么,怎么才能提高劳动力价格呢?政府一纸命令,制定一个最低工资标准,也许有必要,但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好的手段是靠市场。不过,西欧的经验告诉我们,市场都是在一定的政治架构中运行。我们必须理解滋养市场经济的政治架构。在这方面,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保护劳工的权利。

工業革命發生的關鍵


著名的英国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出版的《全球化视野中的英国工业革命》(TheBritishIndustrialRevolutioninGlobalPerspective),对西方几十年来的研究进行了十分精彩的总结。工业革命的传统解释,多集中于供应一端,即技术的发明创造,如珍妮纺织机、蒸汽机、铁路的诞生或工厂等新型企业组织的形成,传统观点传认为是这些技术和组织的突破把世界经济带入了现代。但是,这套学说到了 20 世纪就越来越受质疑。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学者的目光拓展到了需求的层面上。他们发现:促发工业革命的那些技术因素,在欧洲大陆基本都存在。比如荷兰、意大利、德意志地区的科技水平,都足以把世界带进蒸汽机时代。可惜,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这些地区因为不具备市场潜力而没有被开发出来。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英国发生,是因为英国掌握着足以使这些技术创造利润的市场。

(2)

那么,这一市场哪里来?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来概况就是“人重物轻”。在 18 世纪,英国是欧洲劳动力价格最高的国家之一(大概仅次于荷兰),逼得雇主挖空心思节省人力,最后采取了机器生产的模式而机器生产需要的大规模投资在当时是前所未闻的,必须慎之又慎。只有在劳动力价格高到一定程度时,用机器替换劳动力才是理性的投资。在欧洲大陆,大国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低,与其购买昂贵的机器,还不如使用廉价的人力。最富裕的是几个小国,如荷兰和北意大利地区的城市国家,本身都不具备吸收机器提高生产量的市场规模。所以,欧陆国家即使有工业技术也不会采用。另外,机器生产需要大量的煤炭来驱动。英国则正好蕴藏着大量的煤炭资源。特别是美洲的开发,使英国额外获得了大量廉价的原材料。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使原材料和燃料价格变得特别便宜,大大降低了用机器代替人力的成本。

美国的情况更是如此。如亚当.斯密指出,18 世纪中叶美洲英属殖民地的劳动力比英国还要昂贵。纽约州的工价比伦敦还高。同时,美洲殖民地资源更丰富,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更便宜。比如,弗吉尼亚州有著名的“50 英亩规则”。由于劳动力稀缺,为了吸引劳动力,该州允诺每个白人男性只要登上弗吉尼亚的海岸,就可以免费获得 50 英亩的土地(一个标准的奥林匹克足球场为两英亩左右)。在那里人有多“重”,物有多“轻”,由此可见一斑。所以在美洲殖民地尤其是后来的美国,用机器代替人力就更为迫切、更有利润事实上,美国在 19 世纪末之所以能够超越英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其能源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经济体系为现代科技发明开拓了巨大的市场。许多英国发明的技术,因为在本国没有足够的市场份额而在美国首先得以应用。世界工业的中心也就从“人重物轻”的英国转移到更重人轻物的美国。

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


现代世界史,基本被英美两强国所主宰。自 18 世纪中期“七年战争”后,英国就成为了世界强权国家,到了 19 世纪初拿破仑战争后奠定了其“日不落”帝国的地位。美国则在19 世纪末开始取而代之,自 20 世纪起主宰了世界。在这期间,虽然两国不断受到来自德国、日本、前苏联等新兴力量的挑战,但最终仍能维持长盛不衰。以至于有人称现代世界实际上是被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所主宰。

那么,这种资本主义的力量在哪里?正在寻求大国地位的中国对此不可不察。
最近,著名的英国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出版的《全球化视野中的英国工业革命》(TheBritishIndustrialRevolutioninGlobalPerspective),对西方几十年来的研究进行了十分精彩的总结。工业革命的传统解释,多集中于供应一端,即技术的发明创造,如珍妮纺织机、蒸汽机、铁路的诞生或工厂等新型企业组织的形成,传统观点传认为是这些技术和组织的突破把世界经济带入了现代。但是,这套学说到了 20 世纪就越来越受质疑。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学者的目光拓展到了需求的层面上。他们发现:促发工业革命的那些技术因素,在欧洲大陆基本都存在。比如荷兰、意大利、德意志地区的科技水平,都足以把世界带进蒸汽机时代。可惜,先进的科学技术在这些地区因为不具备市场潜力而没有被开发出来。工业革命之所以在英国发生,是因为英国掌握着足以使这些技术创造利润的市场。
那么,这一市场哪里来?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来概况就是“人重物轻”。在 18 世纪,英国是欧洲劳动力价格最高的国家之一(大概仅次于荷兰),逼得雇主挖空心思节省人力,最后采取了机器生产的模式而机器生产需要的大规模投资在当时是前所未闻的,必须慎之又慎。只有在劳动力价格高到一定程度时,用机器替换劳动力才是理性的投资。在欧洲大陆,大国的劳动力成本比较低,与其购买昂贵的机器,还不如使用廉价的人力。最富裕的是几个小国,如荷兰和北意大利地区的城市国家,本身都不具备吸收机器提高生产量的市场规模。所以,欧陆国家即使有工业技术也不会采用。另外,机器生产需要大量的煤炭来驱动。英国则正好蕴藏着大量的煤炭资源。特别是美洲的开发,使英国额外获得了大量廉价的原材料。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使原材料和燃料价格变得特别便宜,大大降低了用机器代替人力的成本。

美国的情况更是如此。如亚当.斯密指出,18 世纪中叶美洲英属殖民地的劳动力比英国还要昂贵。纽约州的工价比伦敦还高。同时,美洲殖民地资源更丰富,原材料和能源的价格更便宜。比如,弗吉尼亚州有著名的“50 英亩规则”。由于劳动力稀缺,为了吸引劳动力,该州允诺每个白人男性只要登上弗吉尼亚的海岸,就可以免费获得 50 英亩的土地(一个标准的奥林匹克足球场为两英亩左右)。在那里人有多“重”,物有多“轻”,由此可见一斑。所以在美洲殖民地尤其是后来的美国,用机器代替人力就更为迫切、更有利润事实上,美国在 19 世纪末之所以能够超越英国,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其能源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经济体系为现代科技发明开拓了巨大的市场。许多英国发明的技术,因为在本国没有足够的市场份额而在美国首先得以应用。世界工业的中心也就从“人重物轻”的英国转移到更重人轻物的美国。

人重物轻:大国崛起


市场经济的鼻祖亚当.斯密《国富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高工资不仅刺激了国民财富的增长,而且也是国民财富增长的自然征候。高工资并不决定于国民财富的总量,而决定于国民财富的增长速度。比如,在英国治下的北美殖民地,也就是后来独立成为美国的地区,工资水平高于英国,最具发展的前景;英国是欧洲工资最高的地区之一,经济增长也相当强劲;中国则是到亚当.斯密生活的时代为止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是下层百姓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因此中国的发展早已经到了顶峰、陷入了长期的停滞。

我们必须注意到,在亚当.斯密发表上述这番见解时,英国工业革命基本还没有发生;美国尚不存在,那 13 个偏僻的殖民地即使在美洲也不是经济的中心(当时美洲的经济中心主要集中在使用奴隶的加勒比地区的种植园);中国依然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然而,没过多久,亚当.斯密的预言全部应验:英国崛起为一个“日不落”的世界帝国;美国则来势更猛,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取而代之;最富有的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受尽凌辱。这样的历史教训,足以让今日的中国惊醒。也许,中国将在未来几十年内取代美国而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是,如果中国不改变目前这种国富民穷、大国小民的状况,亚当.斯密 200 多年前的预言对今日的中国就也同样适用。

2012年5月22日 星期二

再论日本管理的精神(向松祚)


日本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讲过一个故事。某日收到来自边远小城一封信函,说看松下演讲,一切都好,只是所带眼镜实在不像话,要求免费为松下替换眼镜,云云。松下以为是广告宣传,置之未理。然寄信人锲而不舍,多次来信催促,松下不为所动。一个偶然机会,松下到此边远小城演讲,寄信人是座上客,力请松下光顾眼镜店。松下盛情难却,勉为其难走进眼镜店,经营之神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这里有全世界最优良的验光配镜设备和最专业的工作人员。老板坚持免费为松下配备最好的眼镜,松下问其缘故,答曰:您是名人,却没有佩带最好的眼镜,人们会以为我日本没有世界一流眼镜业。松下感慨良久:此乃日本民族得以自立世界之真精神也。

  吉田茂是日本战后最负盛名的首相,晚年以充满激情的语言写就《激荡的百年史》,总结日本民族如何战胜困难、目光远大、勇猛进取、善于学习、追求完美。他说日本民族具有一种止于至善的专业精神。除非不做,做什么就要做到最好,深深植根于日本民族之血液,此乃日本历经明治维新和战后经济奇迹,得以雄踞世界第二经济强国之主因。

  是的,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百年来日本之崛起,是世界最重大的事件之一,说是奇迹还是低估。国土狭小、资源贫乏、闭关锁国、文化落后,百年前谁也想不到日本会奇峰突出,让亚洲和世界为之震撼。到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第一”、“日本全球出击”、“日本取代美国”之呼声响彻全球。日本企业之无数管理创新,成为各国效仿之典范;日本制造之“轻薄短小”高精尖产品,所向披靡;松下、盛田、本田等数之不尽的日本企业家,成为家喻户晓之英雄。最近十年来,日本似乎大势已去,韩国、中国之崛起似乎已然抢走了日本的风头。然而,笔者最近偶然翻阅日本著名之管理学大师大前研一的文章,大意是中国今天是世界工厂,值得自豪,但日本早已从“日本制造”转向了“日本创造”,制造者怎可以与创造者竞争呢?创造者永远居于价值链之高端,赚取的是高端、高额利润。中国制造,世界工厂,不足为日本虑也。日本企业每年申请之全球专利,仅次于美国,其技术创新能力,不可小觑。

  日本崛起之谜,向来是学者津津乐道的话题。多年前翻阅一本美国人解释日本奇迹之书,赫然列举日本秘诀四十多条,什么儒家文化、高储蓄、勤奋努力、团队精神、终身雇佣、师徒制,等等,几乎无所不有。一看便知是劣作,难入法眼。当然,一国之兴旺发达,原因数之不尽,秘诀之说,噱头而已,不足为训。然而,管理大师德鲁克的一席话,让我若有所悟。

  他说,战后日本经济起飞有三位导师。第一位导师是道奇,道奇计划之道奇也,他教导日本人要发展经济,首先是稳定货币金融,将日元与美元汇率固定于360日元,即道奇之杰作。“这个汇率出台后,日本便以这个汇率作为日本经济活动的中心。这一汇率稳定了日本的经济,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日本的出口,复兴了日本经济。”(吉田茂语)第二位导师是戴明全面质量管理之父也。德鲁克说,质量管理是美国人发明的,但完美运用、臻于化境的却是日本人。第三位导师就是德鲁克自己。他教会了日本人如何思考战略和实施目标管理。德鲁克对日本文化精神亦有湛深研究。七十岁时被荣聘为东京大学研究日本艺术文化的教授,引以为傲。

  德鲁克与吉田茂英雄所见略同。二师皆以为日本民族真正利害之处,便是那种追求至善、追求完美的专业精神。无论做什么,皆力求最好,心无旁骛,精益求精。此种精神之背后是异常谦逊的学习态度,永远不懈吸取他人长处之开放胸怀。盛田昭夫说:“日本企业之所以能在短期内取得飞跃进步,奥妙就在于企业经营者始终认为日本在一切领域中都落后于他人,从而产生一种紧迫感。他们情愿以欧美各国的学生自居,坚持交学费,学习经营手法,吸引新技术。”“在日本,人们始终不懈地追求效率和生产率的提高,即使是对螺丝刀这样简单的工具也毫不例外。从设计到加工,无不精心考虑,仔细研究。”“日本人不管从事何种职业,对本质工作均抱着尊敬态度。”



  追求至善、精益求精、做什么就要做到最好,正是今日中国社会最缺乏的基本精神。浅尝辄止、短期利益、多赚快钱、什么好赚就做什么,乃至于弄虚作假、投机取巧、坑蒙拐骗,是当今中国社会之普遍心态。近日与几位IT界人士闲聊,他们说三年前衡量IT企业成功之标准是上市,一年前之标准是被别人收购,今天之标准是吸引到风险投资。老板不是真正有远见、有长久打算之老板,员工也不是真正敬业尽职之员工,实乃今日中国企业之普遍状态。所谓长期发展,所谓百年老店,所谓国际级大企业,说说而已,无法当真。

  追求至善、精益求精之专业态度和精神,我以为是管理的真精神。从最本质的意义上讲,管理是协调人与人之间的能力、态度、理想和追求。为谁赚钱?为什么赚钱?为什么要创造和管理伟大的企业?是基本战略问题,欧美和日本人的理解大同小异,背后皆是深刻的宗教情感,欧美是新教伦理,日本是武士道(不要忘记,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经济腾飞的领袖,全部是武士出身)。战略问题解决了,接着就是如何以最高的效率实现伟大战略,这就是专业分工与协调了。最极端、最完美的情况,是人人言而有信,各负其责,每个人都将自己专业的那一行做到最好。日本和德国比较接近此一完美境界,两大民族之高效、专业、尽职,世人有口皆碑,铸成了两国产业之伟大成就,傲然于世。

  西方管理数百年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宗教精神(新教伦理)+数字管理专业态度(职业伦理)。最容易学到手的是数字管理,最难的却是培养献身伟大事业之宗教般的热诚和矢志不渝的职业伦理和专业精神。